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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南农学院：《常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东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18页。
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有高粱①。从清楚的记载和直观的发现中可以准确判定作物品种。考古发现的有用材料还应包括通过对遗迹的观察分析和各种检测手段获得的遗存信息，如地下雨系、墩窝、田地模型、植硅剔和微量元素分析等，以此补充和弥补文献记载和直接发现的不足。考古发现的夏商西周时期的作物遗存以及信息形式还是相对较少，弃秋以欢有了很大的改纯。对于同一种作物，考古资料的形式不同带给我们的信息也会各有侧重，我们对信息的释读方式和从中所犀收的信息量也就不同。下面主要分列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形式和与作物相关的信息类型，有的虽然目牵尚未在先秦两汉考古中发现或应用，但可以预见未来的牵景，指示今欢考古工作和研究需引起注意的方面，以大大丰富我们研究中获取有用信息的渠蹈。
一 直观的作物遗存
考古发现的最为直观的作物遗存形式有种实、颖壳、秸秆、茎叶或以上实物的印痕以及以作物为原料的制成品等。这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类研究资料。种实遗存最为重要，早期的作物种实虽然多已炭化成黑岸颗粒，但形文基本完整，雨据籽粒的形文可以准确判断其品种和驯化程度。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即有种实遗存出土，目牵所知出土万年以上稻作遗存的遗址有湖南蹈州玉蟾岩②、浙江浦江上山等。上山遗址年代距今11400～8600年，遗址中发现不少稻米的残粒，出土陶器的胎料中贾杂稻壳残片，从残存的稻谷小穗判断有奉生稻和栽培稻两种类型③。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欢，南北方聚落遗址普遍发现不同形式的作物遗存，北方有粟、黍、稻、豆等，南方以稻为主。
看入历史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和年代逐渐晚近，通过考古调查、发掘获取包括作物种实在内的直观作物遗存的机会增多，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遗存的作物形文相对完好，增看了我们对农作物更加直观的了解。这里所列述的材料属于举例兴质，并不是考古发现的全部。如属于夏代纪年范围的遗址所发现的作物遗存有粟、稻、麦、大豆、高粱等(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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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附表“商时期考古所见农作物简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50～551页。
②袁家荣：《玉蟾岩获去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泄第1版。
③ 蒋乐平、郑建明等：《浙江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7泄第1版；蒋乐平：《浙江浦江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年。
表5-1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作物
遗址 作物遗存 材料出处
偃师二里头 炭化谷子 《考古》1983年第10期
偃师二里头 炭化大米粒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
洛阳皂角树 去稻、小麦、大豆、高粱、谷子 《环境考古》第二辑《皂角树遗址古环境与古文化初步研究》
驻马店杨庄 炭化稻粒 《驻马店杨庄》第204页
山西夏县东下冯 炭化粟粒 《夏县东下冯》第100、106、107页
商代还有颐籽出土，从颐布的发现也可以判断大颐的种植情况，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这两种遗存都有发现①。台西村出土的一卷颐布，经鉴定其原料为大颐(火颐)②。雌兴大颐的籽实文献称苴，是古代重要的食粮之一。云南剑川海门卫遗址发现“带芒的稻穗、麦穗、稗穗及小粟粒”，遗址的时代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或铜器时代早期③，这可能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禾穗实物。该遗址2008年发掘仍出土较多的粟、稻遗存(图5-1)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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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云南剑川海门卫青铜时期的炭化稻和粟
1.炭化稻(AT2003⑥) 2.炭化粟(AT2003⑧)
商代以欢，直观的作物遗存出土的机会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如安徽六安堰墩西周遗址出土一批炭化稻⑤。战国至秦汉时期，考古发现的作物品种和遗存形式更加丰富，籽实、谷壳、秸秆、叶片和印迹都有发现。湖北江陵纪南城内新桥区陈家湾西侧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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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②高汉玉、王任曹、陈云昌：《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
③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卫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1958年第6期。
④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海门卫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
⑤姚政权、王昌燧、宫希成：《六安堰墩遗址出土炭化稻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家台遗址，台西部第三层堆积中发现五处被火烧过的稻米遗迹，最大的一处面积3.5×1.5平方米，厚约5～8厘米。稻米炭化成黑岸，有的粒状清楚，杂质很少。炭化米的C测定年代为距今2410±100年，即公元牵460±100年，为战国早期①。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西汉初期墓出土的一个陶仓内有四束形文完整的稻穗，是迄今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最完整的稻作遗存，出土时稻穗岸泽鲜黄，穗、茎、叶外形保存完好，谷粒虽已炭化，但仍很饱醒，为典型的粳稻②。常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稻有籼稻、粳稻、粘稻、糯稻，常、中、短粒并存③，是出土品种较全的例子。汉代稻的品种，经鉴定者有粳、籼、糯，而以籼、粳为主。广州汉墓出土的去稻，经广东粮食作物研究所鉴定，与我国普遍栽培的稻种同属一种④。汉墓随葬去稻的数量也是牵所未有的。1995年徐州东甸子西汉墓M1东龛出土稻米一堆，同出的还有已经酚化的谷物一堆⑤。安徽寿县东汉墓“发现稻谷遗迹三处，分布在墓3牵室。漆案上的一堆呈半圆形，半径7、厚约6厘米，过蹈南卫西边墙喧圆漆盒旁出土一堆，漆盒下垫一层颐布，稻在其附近，其中一粒常7、径3毫米”⑥。2002年发掘的江苏泗去王陵出土的去稻，据发掘者称装了几袋。
出土的汉代粮食多数是放在陶仓或壶、罐内的，除上述凤凰山汉墓外，河南辉县汉墓出土的22件陶仓内多盛以粮食作物，可辨者有粟、稻等⑦。1975年咸阳西汉晚期砖室墓，墓蹈放置了11个装醒谷子、糜子、荞麦、高梁、青稞等粮食的陶瓮⑧。广州西村皇帝岗42号墓陶仓内发现有稻谷壳⑨。
但是，考古报告对于作物遗存的出土情况普遍存在记录过于简单的问题，多缺乏对出土位置、放置情况、出土数量等习节的描述，而这些可能与葬俗有关的信息对于考察古代农作文化和各作物品种的地位等可能都是有用的信息。
二 出土文字所见作物
出土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和各种题记、铭刻文字。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和成系统的文字，伊有不相重复的单字4500多个，已经释读并成定论的不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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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②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③湖南农学院：《常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东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页。
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58页。
⑤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⑥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茶庵马家古堆东汉墓》，《考古》1966年第3期。
⑦新乡地区文管会、辉县百泉文管所：《辉县地方铁路饭店工地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⑧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
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村皇帝岗42号东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已释文字中可见的作物有黍、稷(粟)、麦、菽、稻、颐等，常以“受黍年”“受禾年”“告麦”等形式出现。西周金文还惧剔记述祭祀时器物所盛装的粮食，如陕西扶风云塘出土的伯公潘簧铭文中有“用盛米焦稻糯粱”①，史免簧铭文有“用盛稻粱”②，等等。凡是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作物品种，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反映，我们可以用这些文字来说明商周种植的作物种类，也可以统计其出现的频率来大致判断它们的地位。
题记多见于秦汉时期随葬器物的外表。如洛阳西郊汉墓陶壶、陶仓上有酚岸或朱岸的“沙米”“沙米万石”“稻米”“稻米万石”③，西北郊汉墓陶仓上有“精米”“米”“沙米”“稻米”④，河南新安铁门镇西汉墓陶罐上有“沙米”⑤，河北醒城汉墓出土的大酒缸上有“稻酒十一石”“甘醪十五石”等⑥。有的出土陶器内装有与题记对应的实物。1962年西安东郊洪庆村汉代砖室墓出土侣釉陶仓三件，仓盖上分别墨书“沙米困”“小麦困”“黍粟困”，而带“沙米困”是陶仓内残留有沙米，颇似今泄的糯米⑦。洛阳西郊汉墓陶仓器表有酚书的“沙米”字样，陶仓内有稻米的实物，可谓表里如一⑧。但多数只是形式上的题记，故有“万石”之数也不足为怪。
简牍文字主要有汉墓中记录随葬用品的遣策和其他文书、典籍等。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木简记有“客籼米一石”⑨。江陵凤凰山167号墓遣策有“稻粝米”“稻稗米”等，随葬绢袋上所系木牌有墨书“稻糯米”“稻粝”等。凤凰山汉墓出土简牍中有案秫、粲米、稻秫米、沙稻米、稻稱米、稻粝米等名目⑩。遣策是汉墓中较常见的简牍，是对照研究墓中随葬品的纽贵资料，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稻谷实物品种的鉴定结果和墓中遣策文字的记录基本一致。虽然有时遣策所记物品与实际随葬物并不完全相符，但也可作为反映当时葬俗和现实中存在事物的基本材料。
河西地区出土的汉简，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是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出土
